民声IV（35）|| 汉水伊家：我们村的女工们
读《简·爱》，我曾两度落泪。一处是读到简躺在海伦的臂弯中，海伦不声不响地死去；一处是读到简最后回到罗切斯特身边时。
不知道，我这个中年大叔何时变得这般“玻璃心”，这般柔软、易碎。
直到我想起袁凌的《青苔不会消失》，想起张彤禾的《打工女孩》，想起身边的“女工”，想起妻子离开家时，我也有种要流泪的感受。
想到这些，我才知道，是简·爱坎坷的命运，深深地触动了我，让我动容，让我落泪。
忽然，曾唱响大江南北的《苔》的优美歌声：白日不到处，青青恰自来。苔米虽花小，也学牡丹开。在我耳边响起；袁凌《青苔不会消失》扉页上的一句话：只要世界上还有最后一个穷人，青苔就不会消失。豁然入目。
我希望身边的“女工”，这些“苔米”，也能像牡丹一样绽放，也像简·爱一样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找到自己的人生幸福，而不是让“打工女孩”的故事一直在他们身上延续和重复。
①
正月初六过后，妻子就回到工厂上班了。邻居家的媳妇在腊月二十九的夜里赶回家，与家人团完年之后，正月初一的下午，就急着赶回工厂上班去了。
她们在准备出发前，都会找个借口，把身边的孩子远远地支开，否则，离开时，孩子们抓住他们不放，撕心裂肺的哭声，会让她们回厂里后，几天不能安心。
这些在外上班的女工，家就像个旅馆，她们平时回来，住上一两晚，就不得不离开家，而把对家人和孩子的思念，深深地隐藏。但比起在村里上班的“女工”，她们的薪资待遇和工作环境好多了。这是她们选择离家远点的地方上班的主要原因。
村里的“女工”在正月初八也正式上班了。她们在做电子元件，类似电器上的小线圈。她们说，这叫变压器，可我总是把这些与村头矗立的几个巨人般的变压器联系不到一起。
这些小元件由钢线、绝缘胶纸和小塑料模块几部分组成。我曾经亲自动手做过一次，捣鼓了几分钟，才做成一个。然而，在这些熟练的女工手中，如穿针引线，不到5秒钟，她们就能做成一个。做好一个，不同的型号，3分多钱到1角钱左右不等。手脚快的，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可以做两千个左右，挣60到80元。
芳初来时，手脚特别慢，一天只能做几百个，挣20到30元钱。当然，这也跟她性格特别斯文有关。秀是个急性子，凡事不甘落在人后，但做事比较毛糙，每种型号，同等的时间，都比别人做得要快、多。
做成一种不同型号的元件，需要多道工序，有的在机器上做，有的需纯手工做。
在流水线上做这些的熟练女工，需要眼疾手快，年龄大多在40岁左右。也有更年轻的和年长的——最小的叫菊，接近90后，做事手脚特别麻利，说话语速也特别快；最大的叫芝，50出头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半。
老板往往会把手脚麻利、做事踏实的人按排来做第一道工序，以保证流水线一直运转流畅。
小元件下了流水线，需要把过长的铜线和绝缘胶纸剪掉。这些则可以由年龄相对大一点的来做，50岁到60多岁不等，只要视力好，手勤快，就能做。剪完一个1.5分钱左右，一天可以剪两千个左右，挣差不多30元。
还有一道工序叫导线，就是把大捆的铜线缠在一些小滑轮上，供做元件的女工使用。另一道工序叫“打挡墙”，是在塑料模块上或做了一半小元件的铜线上面，缠上一层厚厚的绝缘胶纸。
这两道工序一个人就能完成，导线大多时候由老板亲自来干，因为这道工序简单、省时，一个人一会儿就能导完供所有流水线上的女工半天使用的线。
“打挡墙”也比较容易，不分男女，都可以做，做完一个1.5分钱，如果货源充足，每天可以打五千个，挣70元左右。这些工序完成，一个小小的变压器就做成了。
十几个“女工”每天坐在一起，一边干活，一边说笑，情同姐妹，又似一家人，气氛十分温馨。
疫情爆发前，她们一直挤在一间屋子，加上近十台机子，整个房间显得杂乱而拥挤。
去年疫情之后，老板又扩大了生产，由一间屋子扩大成两间屋子。夏天，她们靠装在墙壁上的几个风扇降温。冬天，她们架起了一座大火炉，连着一根长长的管子，给两间房屋供暖。
琴是个踏踏实实的人，从“电子厂”(周围的人都已习惯了这个称呼，其实，就是一个小加工间)建成那天起，就一直在这里干，现在每月平均可拿到1800元左右。不像芬和怡，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。
朵在扎扎实实做了近半年后，就没再做了。我问她：为什么不去做了？她说：费眼，颈椎也受不了，老公让我一心一意在家带孩子，不要再做这些了。
（做电子元件的村里女工们。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②
我妻子在这个电子厂干了一年多时间，是大家公认的生产标兵，做事踏实、认真、守信，不同型号元件的每一道工序她都能独自完成。
她曾多次伸出几根结着厚厚茧子的指头让我看，不无骄傲地说：这些都是练出来的。
我则怪她太“傻”，做事时不知道“耍滑头”。她一本正经地反驳我说：“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想，整个流水线岂不中断了，怎么出产量？”她们把做出来的电子元件多少叫产量。我则不予置否。
去年疫情刚过，把孩子们都送到学校后，我妻子便决定不在村里电子厂干了。老板几番挽留，都没使她改变主意。
我问她，为什么不愿在这里干了？
她说：“不划算，每天付出同等的时间，在外边至少可以挣3、4千元，而在这里最多挣两千元。”妻子以前在外边的电子厂上过班，知道这些行情。
“你难道会跟钱过不去吗？”她反问我。
一提到钱，这个令人爱恨交加的东西，我便立马失去了挽留她在我身边的底气。因为我现在太需要钱了。
妻子现在在离家一百多公里的地方上班。她上班所在的城市是小米手机创始人雷军先生的家乡。上班的电子厂主要就是生产小米手机和苹果手机充电设备。
她对我说，她现在呆的地方是个很大的工业园，四周工厂林布，在那里上班的工人有上万人。
她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左右，每月工资在3千到4千元之间。他们厂每月有两天假日，每半个月休一次。与我妻子在同一厂里上班的，我们村里有3人，如果不请假，她们自己拼车回家，往往是头天夜里回来，第二天下午赶回厂里。
同一个村里与我妻子在同一个城里上班的女工有20人，加上邻近几个村的工人，有几百人。她们分布在雷军先生家乡的电子厂、食品加工厂和食品包装袋等厂里。
有的是夫妻两人一起，但大多是女工一人，年龄大多在30岁上下，像我妻子这样40岁左右的不太多，如果不靠熟人介绍，她其实很难进厂上班。
在同一个地方上班的人，大多是老乡，平时你帮我助，其乐融融。所以，妻子经常对我讲：“一跳进厂里，就不想家了。”
在一个地方上班的人，都组建有自己的拼车群，供大家平时想回家时用。我曾在一个拼车群里呆过一段时间，发现群规十分严格，不允许谈拼车外的任何其他信息，否则警告后会立即被移除出群。加上现在许多家庭都拥有了私家车，我妻子每次回家都很方便。
去年元旦前一天，我驾车去接我妻子和她的两个同事，当我把车开进她们占地上百亩的厂区，发现里面停满了车，我来回往返了好几次，才找到一个停车位。
（妻子工厂的线长。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③
这些与妻子一同出去上班的人，大多有一个相同的身份，就是南水北调丹江口移民。由于所在的城市没有上班的地方，他们只好跑到相邻的地方——雷军先生的家乡。
他们说，那里工厂多，工资待遇虽然没深圳、杭州、珠海等地方高，但离家相对要近些，可以偶尔回家看看娃子，陪陪老人。
这些女工都想在家门口上班、就业，但家门口没有上班、就业的位置。她们经常抱怨某些人，在搬离故乡前，信誓旦旦对大家讲：搬离故乡后，一家至少要安排一个劳动力就业。并确保“一年稳定，三年发展，五年致富”。但现在10年过去了，许多人卖掉房屋，返回了故乡。大多数人仍然四处飘零，找工作挣钱养家。
他们手中没有选票，只能用自己的双脚，为自己的人生一次又一次投下沉重的一票。
其实，在搬离故乡后，迁入地有关部门曾多次举办过劳动技能培训，如厨师培训，月嫂培训，电工培训，挖掘机培训等等，帮助移民们提升劳动技能，就业转型，但十有八九流于形式，没有实效，不少移民还是很难找到工作。
如当地建起一个外观十分雄伟壮丽的冠名为“移民创业园”的园区，“大家可以走进去看看，有几个移民在里面就业，创业？”移民们经常这样议论。
像村里这种小型电子加工厂，在当地移民村中有几家，“反倒为大家提供了点实实在在的就业位置，干了点实实在在的事”，这是当地移民口边的话。
④
在村电子厂上班的“女工”，大多是家里有特殊困难的人。不是家有体弱多病的老人，就是有正在上学的孩子。这是她们选择在家门口上班的主要原因。
在这里上班，工作时间比较自由，管理比较松散，即可以随时来上班，也可以遇事随时离开。
丹的孩子一直体弱多病，三天两头都在吃药打针。疫情期间，突发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，高烧，咳嗽，治疗时费尽周折，差一点把小病耽搁成了大病。这是丹不敢再远离的原因。
丽先前跟丈夫一道，一直在外边打工。去年婆婆突然中风，如果不是入院及时，差一点连性命都丢了，留下了许多后遗症，平时连生活都难完全自理。丽不得不选择留在家里，一边照顾中过风的婆婆，一边照看自己的孩子。
艳前几年一直在深圳打工，今年选择自己留在家里，让丈夫出去了。去年，相邻的一个城市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，周末外出补习功课时失踪了，几天后，发现尸体在城郊的一条湖中。至今，小女孩的死因仍不明。
“女儿大了，身边需要母亲陪伴。”艳如是对我说。
梅是现在流水线的唯一一个70后，由于年龄相近，我经常爱找她搭讪。她是本地人，语言和习俗有许多与我们不同的地方，一开始，我问她问题，她不是选择回避，就是沉默不语。
后来熟悉了，我问她：“你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上班？”
“瞧你这问的......身边有老人，小孩，又遇到疫情，我们能到哪里上班呢？”
莲的丈夫长得高高大大，长得也挺帅的，他一直不愿让莲外出打工。他说，只要一家人生活在一起，吃差点，穿差点，都无所谓。莲漂亮，温柔，淑女。
一天，我与他和莲开玩笑，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怕莲离开你后，被坏男人拐骗走了啊？”莲的丈夫听后，笑而不语。
而我们身边，真发生过几例，妻子外出打工，跟着别人一起远走他飞的故事。像莲这样的年轻女工，夫妻两个长年生活在一起的，全村不到两三家。
这些女工闲下来时，会刷刷抖音，发发朋友圈，把自己平时所思所想，通过虚拟的网络展现出来。
她们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煎熬，把对人生的感悟和向往，平时生活中遇到的无助、无力和无奈，向网络中的陌生人默默倾诉。
⑤
为了讲述这些“女工”的故事，我曾多次与她们套近乎，我跟她们讲述《打工女孩》的故事，讲书中春明与敏的打工经历。
我向她们介绍，《华尔街日报》记者张彤禾为了真实报道打工女孩的故事，不但一段时间跟这些女孩同吃同住，而且春节期间，还陪湖北女孩敏一道，在敏家过了一个春节。
我希望她们能告诉我内心的真实感受，比如对留守现象的感受，对未来的期待等等。我告诉她们，我不想看到，“打工女孩”的故事一直在她们身上延续和重复。
“连你现在都成了一个留守男人了，还谈什么感受啊，期待啊，你这纯属在扯淡！”
凤一贯快言快语，话不藏机，一句话让我语塞、脸红。
⑥
“电子厂”的老板是个80后，是一个英俊潇洒的男人，姓L。初来村里时，是我帮他打招呼租的房屋，加上我们是老乡，很快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
L老板告诉我，他毕业于农业大学植保专业，由于这几年农业一直不景气，他便帮朋友干起了这个小电子产品原件加工。
他多次告诉，干这些不是他真正的心愿，他真正的愿望是推广农业科技，如有机会，想在农业发展中一展鸿图。
前年，他在我们村租了几亩地种甘蔗，由于管理扎实，技术过硬，他种的甘蔗不但大获丰收，而且质地和味道也普遍比周边市场上的甘蔗要好。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，让甘蔗断了销路，他至少要赚几十万元。
去年，他又种了几十亩甘蔗，却有货无市，前几天不得不把甘蔗便宜卖掉。他前年的甘蔗一根卖到10元钱，去年一根只能卖2元钱左右。
一次，L老板与我喝完酒后，讲到他的最大梦想是：拥有一片土地，种上水稻、甘蔗、葡萄等农特产品，丰收后，成为一个富裕的农场主。
今天，我仍记得他说这句时，坚定的语气和坚毅的目光。
⑨
村里的女工连同她们的老板，都十分勤劳、朴实、能吃苦。他们都想通过自己的劳动，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。可由于就近缺乏上班和就业的地方，或家里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，不得不付出与别人一样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，甚至更大，而收获却比别人少得多、低得多。
二、三十年前的“打工女孩”，现在都已成人母，而她们的故事，仍在村里这些“女工”身上延续和重复。每次看到这些，我心中就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痛楚。
所有留守问题都是经济问题，所有的经济问题都社会问题。这些问题集中在南水北调中线移民身上，体现得尤为突出，这是个发人深思的问题。
愿在新的一年里，我身边的“女工”和他们的老板，都能心想事成。
一枚园地，我手写我心。欢迎您投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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